王川（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人员）
2009-7-25

冷战后，美国针对中国长期采取“接触与遏制”战略。90 年代,两届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另一方面又从全球战略考虑，与中国交往、接触与合作。接下来的布什政府在全球战略上则突出安全这根支柱，在维护安全上，突出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在潜在竞争对手上，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尽管美国仍然称中国为经济上的伙伴，表示要继续同中国接触，但总体上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9.11 事件后，美国在进一步提升维护安全地位的同时，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积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改造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战略框架下，美国强调要同世界大国合作，所以对华战略中的合作成分明显增加，中国被定位为“建设性合作者”。
但必须清醒的是，在不同总统当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虽然有过称谓上的变化，也有过重点不同，但是美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美国对华“接触与遏制”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只是随着某一时期内的世界主题不同而左右浮动。
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合作、反恐、防核扩散方面获得中国的支持，在许多自己力不能及的领域都取得了或多或少的突破，但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的动作一直没有松动，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以《与台湾关系法》为法理基础，维持台湾不统不独而有利于美国的现状；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在反恐领域采取双重标准支持藏独，疆独；支持法轮功分子，民运分子等一切有利于削弱、分化、瓦解中国的力量。在军事上一直加强与亚太亲美国家的军事合作，对中国进行围堵等等。
种种现象表明，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是成功的，他即利用了中国增长的实力，又不让这种实力无约束的膨胀，影响到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对华战略纷纷进行调整，由模糊逐渐转为清晰，从而出现了一个现象。这一地区中美国的盟国、亲美国家、亲中更亲美的国家或者说担心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国家都采取了程度不一的“接触与遏制”战略，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接触与遏制”的战略地带，依次为日本、韩国、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越南等国。
一、韩国对华战略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在长期隔绝之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商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韩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重申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加强合作，强调高层交往和各层次的对话与交流、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阐明了在东北亚、联合国、世贸、东盟、东盟+3、APEC等国际领域的合作。2008年，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表面上看来韩国并没有在军事上加深对中国的防范，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韩国与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争端不大，除了黄海苏岩礁之争外，主要是一些文化历史层面的争纷。但事实上，中韩最大的矛盾是朝鲜问题。如果没有朝核问题，而只有朝韩问题，那么朝韩问题实际上还是中美问题的延伸，是在东北亚关键战略地带的博弈。韩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其对华政策也必然是美国对华的接触与遏制政策的延伸。如果朝鲜冲破核门槛，成为类似巴基斯坦的具备一定远程核打击力量的国家，那么美韩现如今的谈判态度必然急剧变化，只会对朝鲜采取更加厉害的遏制，朝鲜对中国的依附性增强，六方局势退回到核危机出现之前，只是增加了一项核平衡。
所以，无论朝核问题以何种结局出现，朝鲜半岛局势都会由模糊转入中美博弈格局下的清晰，如今的核僵局，只是两种性质基本相同局势的中间孵化过程，这个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前后两阶段的接触与遏制之间，中韩的关系已经到达良性的顶峰，不太可能再有实质性的突破，可以将韩国此阶段的对华战略总结为“模糊的接触与遏制”战略。
二、日本对华战略
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日两国经济和政治地位产生变化。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正在同时成为一个经济上也日益强大的国家，并且正在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事务也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出现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同时却在政治上变得日益强硬，其国内政治发生急剧右转，日益保守化，对外则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开始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日两国同时作为东亚地区的综合性强国而存在。 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引发了众多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能源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等问题，中日两国就常常出现外交争端甚至民族情绪对立。
由于结构上的矛盾和实力的相当，日本的对华战略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硬和更为独立，但是中日两国高层又能稳守高压线，不让两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这一点有点类似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的相互克制。可以说，中日关系也基本达到了良性的顶峰，日本的对华“接触与遏制”战更为硬性而已。
三、东南亚南海争端国家对华战略
东南亚某些国家与美国有着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但都还不是美国的盟国，在军事合作关系没有实质性重大突破的基础上，一旦有事，从目前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担忧不应像应对韩国、日本那么明显。许多东南亚国家在关注中国军事能力的增长和中国长期性的目地同时，又担心过分激怒中国，并且担心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性。这些模棱两可的态度和受威胁的感觉，结合者地区内部的紧张，使地区性的“接触与遏制”战略逐渐成型。
一方面：美国并不只把东盟国家当做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可有可无的伙伴，其在东南亚也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实际上，东盟的重要性日益超过美国其他的几个传统贸易伙伴。
经济利益：东盟拥有超过5亿人口，对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来说是巨大的市场，也是美国越来越重要的投资地和进口来源地。此地区的地缘政治位置横跨几个重要航道，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北亚的国家。这一地区对世界安全和商业来说，充满战略攸关性。如果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义更加宽泛，包括应对毒品交易和跨国犯罪，东南亚的角色作为一个毒品交易位居前列的集散地，使此地区需要长久的关注。最后，东南亚裔的美国人不断增加，东南亚和美国间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也增长了。东盟一直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依照东盟的统计，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08年达到1780亿美元。以美国向环太平洋地区的商品出口而言，东盟成为仅列日本之后的第二位，排在中国、香港和韩国之前。美国从东盟进口商品的层次不如日本，但是与中国的层次接近，比从韩国和香港的进口量要大得多。
航线：东南亚位于世界两大最重要的航线交汇地。东西航线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而北南航线连接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北亚。通过这两条经济生命线，东北亚的经济体接收关键的进口资源如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成品到世界各地。而且，因为大多数东盟国家临海，相对缺乏陆地运输环境，大多数地区内部的贸易也要依靠这些水道。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航道对于美国军队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的调动来说也至关重要。而且，几乎所有的航行必须通过这几大海峡之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三个地区性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横跨或者临近这些海峡，因而有能力潜在地控制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部分。
冷战期间，保证美国军事舰船在这些水道的自由航行权利，在武装冲突中，对苏联的舰船进行封锁，是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促进海洋贸易是第二目标。随着明显和紧迫的全球性军事威胁的消除，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对手由苏联转为中国。
除了保证自由航行权利外，美国在保持与所有东亚国家的互信上也有着战略利益，这些东亚国家对于广大的航行自由来讲，仍旧是可靠的保证者。虽然美国贸易进出这些水道的比例很小，但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以及友好国家如新加坡都得依靠东南亚的航线。
另一方面，由于东盟国家本身实力较弱，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存在恐惧，其大都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主要依靠与美国进行合作。南海争端国家本身资源短缺，对南海资源侵占已久，更需要大国在背后撑腰。
正如兰德公司在2000年作出的南中国海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未来地缘政治取向的不确定性使美国对华政策变和美国在东亚的防务计划变得复杂。一方面，美国当前的接触政策寻求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是这可能导致美国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中国的崛起无法进行有准备的应对。另一方面，如许多专家所说，围堵政策可能会让美国应对敌意中国时加强准备。但是也可能会削弱合作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看做敌人，将使美国不愿乐见的结果加速出现。东南亚可能会为实施第三种方法来处理中国的崛起性力量提供一个关键性的试验田---可以叫做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努力将中国引入国际秩序，便有可能阻止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并及时作出积极的准备。”
当然，鉴于东盟国家间对中国的态度存在差别，接触与遏制战略中的遏制部分可能会在美国与东盟国家间面临各种不同层面的困难。从实际来看，美国主要加强了与菲律宾，新加波，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的军事联系。
“接触与遏制”战略地带的成形是中国力量和亚太地区力量此消彼长的自然结果。其好处在于接触中国这个大经济体时，各国都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搭车增长，而不同程度的遏制又能在不过分激怒中国的基础上，避免发生战争，在与中国的矛盾中继续占据主动，获取更多的利益。可以预见，接触与遏制战略会成为各国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性战略，更多的国家都将可能采取这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