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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2009-06-05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李健 严美

[编者按]作者认为,自从2001年美国忙于应付全球安全挑战以来,中国利用它所谓的独立外交政策在非洲实现了外交、军事和经济影响。这一外交政策不断削弱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在传统意义上,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安全事务中一直没有扮演过主要的角色,相反更多地是依赖于通过欧洲国家向非洲施加影响。现在,美国政府得重新考虑这一战略上的失误了。非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美国政府内部也在逐步形成统一的试探性、渐进式的非洲安全战略。因此美国需要一致的整体战略协调美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抗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本文中有选择地删除了原作者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对中国极不负责任的指责。




 
前言

“Amani iwe kwenu.”这是非洲斯瓦希里人的祝福语,意思是“和平可能与你同在”,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从21世纪初期开始,这一地区常常因种族冲突变得非常不稳定,面对全球化与信息化,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在一些较为发达与民主国家已明显感到压力,并积极地参与到这世界潮流之中,而另一些国家已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着崩溃、分裂,如索马里等国。其它国家则经过几年时间,从反政府武装中重新夺回了控制权,从而获得了国家的稳定。非洲从进入21世纪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兵连祸结的地区。
 


内战中的非洲
面对不稳定的内部因素和逐步减少的外来援助,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冷战后的战略框架,以寻找对非洲问题的非洲人的解决方式。由于非洲文化的特殊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结构。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如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以及规模较小的东非共同体(EAC),这些组织起着补偿非洲统一组织(OAU)不足的功能。
但是,每一个措施都带来了一次退步,同时,在这一区域内的国家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战略框架时,他们又似乎在干预邻国或被邻国干预中患得患失。一句老话“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支配着非洲国家的安全策略,代理人的冲突是这些国家的硬币,并且国家安全政策依旧存在“个人行为”。 敌意还是影响着这一地区领导人制定国家战略的因素之一。正面的和消极的在非洲依然此消彼长,要么会暴发更大的冲突,要么会走向社会稳定。这给美国的非洲战略创造了极大的机会。
诚然,对美国来说,非洲并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但在美国1998年国家安全战略列表中,非洲已列其中,是将非洲拉到美国身边还是将它整个忽略?如果这一机会的丧失,对美国而言是极不明智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心,主要基于源于此地的跨国恐怖主义或由一些国家政府支持的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武器扩散、国际犯罪、环境破坏等,以及尼日利亚人的全球性贩毒组织在非洲的泛滥,并且南非、加纳等国已成为其组织的转运站。由于经常性的武装冲突,非洲成为重要的人道主义救助地区。另外,非洲经济也在逐步增长,美国原油进口的14%来自非洲,对该地区的资金投入也在增加。
建议美国应当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中心,保留并加强在非洲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介入非洲事务,提供横跨非洲大陆的安全保障,帮助非洲人建设非洲。美国必须改善与非洲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关系,为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协助解决种族冲突。这一点美国公众与政府应当看到。经过精心策划、准备,在非洲获得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在非洲中的美国策略必须具有创造性,还必须格外小心行事。美国军方应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医疗民用协助项目期间,美国海军医院的看护兵在检查一名肯尼亚妇女的血压。

非洲安全事务中的角色

非洲的安全形势可能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令人困惑的各种武装、复杂的联盟体、专制的独裁者,形成了一连串的联盟体系。有两个有关体系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非洲区域性组织,一个联系西部非洲、东部非洲、中部非洲与南部非洲的纽带。在它的西方与南方是做为一个政治集团而存在的,同时它又是这一地区(尼日利亚和南非)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两个重要的地区经济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他们决定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个集团是以独立语言(英语与法语)为基础的利益集团。
在结盟与非结盟国家在非洲安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尼日利亚和南非更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南非经济实力较为发达,对其它非洲国家的影响也较为深远。而外来势力对非洲安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国、法国与英国。法国在60年代起在非洲就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在进入90年代后,它的影响在逐步衰退。许多分析家就一直在争论巴黎式的法语体系较美国而言在卢旺达前政权和扎伊尔民主刚果中更具有杠杆作用。但是这些在法国的策略中都发生了变化,在1997年的夏天,例如巴黎宣布对非洲消减40%的军事援助,在法语体系的非洲国家军事力量中,这种法国影响在下降的感觉尤其明显,进而导致一种与美国军事力量建立密切关系的期望。葡萄牙已经对它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安全防务计划,像安哥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并积极地寻求与非传统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如沙特阿拉伯,北朝鲜、伊朗等。国际性组织在非洲能比在其它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非洲统一组织(OAU)潜力很大,但是它效能很低,非洲统一组织(OAU)成立于1963年,用于协调保护不稳定及新成立的政权,但是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能力协调非洲国家内部矛盾的能力。如今的非洲统一组织(OAU)已变成主要成员国分配权力的机构,个人利益与各自的意识形态充斥其中,并导致在80年代非洲统一组织(OAU)几乎破裂。80年代,OAU在乍得首次维和行动中失败的偿试在非洲引起了广泛的指责与不满。在卢旺达1992年至1993年的冲突以及在布隆迪1993年至1996年的冲突中,OAU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勉强承担着维护和平的任务。
缺乏灵活机制的组织机构,OAU在小规模冲突中还是获得了成功,但它还是不能在成员国之间使用军事力量强制维持和平或阻止武装冲突。由于OAU的缺陷,联合国(U.N.)已长期涉及非洲事务。如在1960年代刚果局势危机时期,联合国就首次尝试了强制维和行动。同时,并由联合国负责非洲事务的第二秘书长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在其中期,至少在非洲一些来自外来力量的维和或强制维和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未来十年内也会在非洲安全事务上起重要的角色,而更多的是成为了经济联合体。最近,这种经济联合体进入非洲安全领域的倾向也越来越大。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在1996年已开创了一个涉及防务、和平、安全的模式。在1998年9月干涉莱索托(非洲南部一王国, 首都Maseru)武装冲突时,这种模式认为是可行并有效的。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在1990年组成多国维和部队迅速进入利比里亚(西非国家)执行维和任务,1999年该组织进入更为广泛的安全领域,由多国组成了仲裁委员会与安全理事会,独立处理区域性安全事务。像SADC与ECOWAS并不能与尼日利亚联合主导整个非洲地区的安全事务,只能为一些小的国家提供相应的援助。有一种迹象表明,东非共同体(EAC)跟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和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超越纯粹的经济职责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安全防务的合作。这些多民族国家在区域性组织的领导下改善非洲安全环境的呼声越来越强。
在过去,有时局外力量的干涉,消灭不受欢迎的政权或保护了危机中的朋友,而现在非洲人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但是在利比里亚、塞阿里昂、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民主刚果和莱索托,非洲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他们区域内的种族冲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这些地区性组织在干预与防止冲突中的合法性与成功率尚待分晓,金融与货币组织,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也间接地影响着非洲的安全。当拒绝援助的紧缩计划或方案动摇了非洲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时,国外势力与跨国公司就有可能承担影响非洲安全的角色。当西方世界的公司引起或利用非洲动荡时,他们总是夸大其词,这些公司的一些决定可能会颠覆一个政府,并引发暴力。例如,撤走的外援、投资和贷款,在扎伊尔导致了蒙博托的下台。这是影响非洲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援助成为保障稳定的主要因素,但是经济上的发展要视体制改革的成效而定,而腐败又在吞噬着援助。如果拒绝改革,他们将得不到任何援助。跨国组织如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HROS)和外国传教士组织也在非洲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种族冲突之道。对美国非洲战略而言,就需要在众多非洲安全角色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种新的秩序。以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HROS)被怀疑为军方所利用,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今,这些非洲各种各样的军阀和民兵组织经常袭击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或挟持这些救援组织做为人质。最后,国际媒体宣传并引起世界人民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但美国人却很少能引起对这一地区人道主义的关注,这里毕竟是非洲。

非洲的安全形势

广义上讲,非洲的安全形势由一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形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由根源较浅的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区域,许多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分离主义者或反政府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财富与政治的有力竞争者,并利用这些地区的种族矛盾及宗教信仰的差异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一些实力较大的反对派运动,如安哥拉的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反抗势力(UNITA)、约翰•嘎让领导南部基督叛军(SPLA)控制管理着当地大部分领土,并影响着国内的形势。他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来自于走私和向跨国公司征收的“费税”,“外交”关系上孤立无援,但向全世界游说以获得支持及经济上的援助。

与统一的经济体系相比,这一地区的政治特性有巨大的不同,政治体制上的弱点与不足使个性化在处理非洲事务中比世界其它地区更具特色。通常,国际间的合作或对抗表现在各国首脑间而不是在国家利益。1996年至1997年,在扎伊尔或刚果人民共和国发生的战争中,很多非洲领导人抓住了机会打击了在蒙博托的支持者与他们的敌人。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给反叛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战争的最初的阶段,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和肯尼亚的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都尝试调停。因为个人仇恨,莫伊拒绝接纳反叛首领卡比拉,这已注定了调停的失败。
尽管普遍的言论支持领土完整和在独立之时继承的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但多数非洲国家的边界常常被篡改,并且是相互渗透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区别经常造成对外或内部之间的安全问题。暴力经常发生,起义、独立运动或部落民兵反对政府及其它团体的事件日益愈加,大多数的冲突产生了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这样就把国家内部暴力冲突变成了国际问题,而难民问题又转移了国际社会对暴力冲突的注意。反叛者在发生冲突时故意制造或扩大难民问题,食品与医疗保障就成为了他们的武器。联合国代表经常向独立运动者表达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在政府与他们敌人都在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寻求人道主义的救援。在非洲吸引外来援助会引发很多的冲突。典型反叛者从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移居发达国家的同胞、国际性救济机构、同盟以及邻国哪里寻求武器、金钱、训练和政治支持。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如钻石等的反叛者的来源往往来自国外,他们用资源换取自己所需要的战争物质。也可以用手中的资源来换取同盟或其它的支持。在冷战结束时,大多数非洲国家转向欧洲或美国寻求帮助,但偶尔也会再次介入各种冲突中。在冷战结束之后,以色列向一些非洲国家维持着长期军事援助,伊朗和中国也向苏丹政府提供援助以抵抗SPLA组织,而SPLA组织则从乌干达、肯尼亚和以色列得到帮助(通过埃塞俄比亚)。

中国的崛起

当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具有历史性的全方位的占统治地位的独特性;美国的各种战略博弈是进一步促进这一力量和影响还是使之下降只有事后才知晓。在这个背景下,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反恐战争上,但美国必须预料到未来来自新兴威胁和竞争者的安全挑战。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配以全球的扩张政策很像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如这个词语所暗示的中国对力量的渴望是很明显的,它不只是表现在其生气勃勃的对外关注和积极进取的国际政策上,而且表现在“建立旨在增加其影响和限制美国影响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抗衡上。”中国影响增长最明显的莫过于在非洲了。
 


2000年11月江主席欢迎纳米比亚总统、中国教师在埃塞哦比亚教学;邓小平1987年2月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1959年毛泽东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非洲的重要性

鉴于非洲丰富的资源和潜力,它成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大陆的地位并不奇怪。中国的国家目标(经济增长、国际地位增强、统一台湾、国内稳定)直接或非直接地刺激了它对非洲的兴趣。而另一方面,美国在非洲没有一致的整体性战略。尽管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将非洲描述为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和高度优先的大陆。
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驱动着其“走出去政策。”使得中国放眼全球,为未来需求锁定能源资源。目前,中国25% 的石油来自非洲。中国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其他的自然资源,并且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外交上中国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关系需求支持和威望。同样它利用是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支持一些小国家和他们的目标获得优势。中国还不遗余力地建立国际外交惯性阻止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非洲有54个国家,使未来中国获得国际支持的巨大财富。如果中国成功实现上述目标,它有助于中国的国内稳定和安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虽然美国缺乏一致的整体的非洲战略,但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提出的如下模糊的政策指针:“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有效的民主统治,以便非洲人能承担起解决非洲挑战的责任“,“通过改进治理、减少腐败和市场改革,非洲国家能够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且国家安全战略非洲的具体目标是非洲成为“知道自由、和平、稳定和不断繁荣的大陆”,其潜在的含义和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非洲在反恐战争和能源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目前美国军队正在该大陆进行反恐行动,美国15%的石油从非洲进口,在未来10年预计增长到25% 。

日益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强度、渗透力以及超越传统力量工具的承诺令人惊奇。在华盛顿的战略重心他顾之时,北京灵巧地运用各种手段获得这一影响。由于不受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所束缚以及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利用力量工具追求海外目标。重要的工具就是中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最简单的是提供附加政治条件的金融援助,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它们对先前的殖民地主子和超级大国提供的有条件的援助心存疑虑,中国愿意无条件的帮助很受欢迎。尽管接受这份大礼的人明白它暗中破坏了国际社会诱导改革的努力,立即的赚钱的投资诱惑太大无法抗拒。作为回报,中国要求优惠的经济机会。
同样吸引非洲国家的是中国具有国际观的支持。中国知道怎么巧妙地运用。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家很乐意被中国看成是对等的伙伴。
中国还成功地扮演的全面地供应商的角色。通过一揽子交易,中国不仅寻求新的市场和优惠的贸易,而且还提供全方位的援助包括军事顾问、军火和基础设施开发、医疗支持和计划以及免除债务、低息贷款、自由贸易安排、教育和技术援助、工业硬件和软件、文化交流和旅游。它采取私营和公共部门合资的方式,国家和省设代表去竞标,即是亏本也在所不惜。
外交上中国与47个非洲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过去6年中,胡锦涛主席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多次访问非洲,同时40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北京还积极参与非洲的地区性组织活动,它的代表人数经常超过欧洲和美国的代表团。2006年,中国举办了由48个非洲部长代表参加的经济论坛。它还帮助非洲国家无偿建设在北京的使馆。经济上中国与4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和与其中的大多数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2000年开始的中非经济论坛是中国和其非洲伙伴经济上的意外收获。2000年非中贸易额已达到106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预计2010年要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成立了7个贸易和投资促进中心作为地区性的经济交易中心。700家中国公司在49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除了大量投资于采掘业,中国还在非洲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水坝、铁路、港口扩建、高速公路、管道和场馆。
 


2004年中非人权研讨会在京召开
它与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加蓬、尼日利亚和苏丹签订石油合同, 中国的贸易和制造厂遍布非洲,涉足纺织、捕鱼和其他领域。 军事上,中国向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大肆出售军火并且在苏丹建立了发展迅速的小型武器生产能力。中国还向非洲派出了大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截至2007年5月中国向7个维和行动 部署的军事人员达到1315名。

分岐

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影响短期内不是零-和博弈游戏;但从长期来看存在很高的战略目标风险。美国在非洲的战略目的是促进非洲良好的治理、市场改革和安全与 稳定,它反过来会帮助限制反恐战争的蔓延以及维持美国进入该大陆。中国通过独立外交政策获得的影响损害了美国积极影响非洲改变的努力和在非洲的战略目标。如果美国不加以抗衡任由这种影响不断增长就会丧失战略灵活性和在该大陆的行动自由。苏丹和津巴布韦的冲突表明中国想规避国际压力,如果不是完全置之不顾的话,显示它的行为带来的潜在害处以及美国非洲政策的影响。
苏丹的内部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看似棘手的根深蒂固的内部冲突已经演变为全面的种族灭绝,国际社会集体发誓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卢旺达式的大屠杀,却发现苏束手无策。更糟的是中国拒绝向国际压力屈服不谴责苏丹的行径,称苏丹有权管理其与现行大屠杀无关的内部事务。恼人的现实是中国在苏丹大量投资,苏丹占有非洲的20%的石油, 中国的石油公司到处都是,有1万多名中国工人和400名士兵在苏丹。
中国向津巴布韦出售了2亿多美元的军火,签订了资源合同,向津巴布韦提供他急需财政援助和国际支持。中国的行为使许多非洲国家藐视国际压力的事例还有很多,包括美国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如安哥拉和肯尼亚。对中国来说,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但体现了中国独立外交政策的坚定行事方式。随着北京继续扩大在非洲的行动,中国和美国政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增加,很可能迫使潜在的紧张变成公开的冲突。


 
设在吉布提的美军“非洲之角”反恐部队基地


抗击中国的影响

抗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战略需要结合美国所有的力量工具以压倒中国一揽子计划的诱惑力和权力吸引力。它包括增加外交存在;进一步增强和复苏目前已成功运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刺激计划,通过合作与中国直接接触、促使它遵守国际行为准则。目前美国在非洲的行动总体是成功的,但却是支离破碎的,缺乏超越政府内部边界 的协调一致的倡议和政策。华盛顿需要任命一个“非洲沙皇”负责整合和协调美国在非洲的倡议和政策。随着非洲司令部的建立,美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有更好的机构来关注非洲大陆,与中国一道扩大在非洲的影响。
除了任命“非洲沙皇”之外,美国还需要提升在非洲的外交形象。中国在非洲最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其领导人 走遍非洲并在国内接待众多非洲领导人。尽管布什总统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访问非洲的次数都要多,但应当增加高级别的接触并使之常态化。非洲沙皇和其他的美国政府领导人应当陪同这些高级别的总统访问同时自身也要进行访问。在增加出访的同时,在非洲地区性组织的美国外交代表机构应当扩大。美国驻非洲联盟的首任大使是2006年任命的; 同样在非洲次地区性组织中也应该任命美国大使或外交代表,如南非发展共同体。通过这些外交人员获得的这些地区性机构的赞赏对理解和抗击中国的地区影响十分重要。华盛顿在非洲的外交存应当与北京势均力敌,并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在中国缺位的地方发展外交存在扩大影响。美国国务院根据当前全球现实调整外交重点的转型外交倡议也支持增加在非洲的外交存在。
 


由美国空军C-130为肯尼亚运来的帐篷、油布等物资。
经济上,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 尽管这一数字超过了中非贸易。但中国以亲善资本家形象出现的倾向让美国投资者很难赶上。为了维护长期的经济优势,美国需要积极的扩大、改善和推动现行的计划鼓励经济和政治改革。美国还需要关注中国还未开发的对非洲重要的经济领域;寻求能胜过中国模式的新的创造性的经济机遇;利用美国采掘技术优势反击中国攫取非洲资源。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对那些需求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是一个能带来收益的倡议。这一计划以及适用国家的范围应当扩大。遵守AGOA原则的国家应该得到高回报和高度承认,那些遵从经济改革的国家应该与其签订优惠的双边贸易、自由市场协定并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
国家伙伴计划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私营部门应当增加对非洲农业的开发投资。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非洲的农业项目自1970 以来下降了90% 。 农业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24%和对外贸易的40% ,从业人口却超过70%。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参与非洲的农业,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面临农业挑战。这个中国当前没有能力解决的领域对美国是一个发挥影响的重要机遇。限制非洲进入美国市场的农业补贴应当有选择的取消以鼓励具体的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改革。
美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创造性工具反击中国国有的经济一揽子计划。美国可以利用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美国国家伙伴计划、美国贸易开发署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中国竞争或寻求没有中国参与的市场的机会,从而打开美国私营工业部分投资的通道。美国政府可以为这些公司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支持以显示它们的重要性并鼓励进一步的投资机会。
在美国非洲沙皇支持下的整体能源安全战略必须调整能源政策。要考虑政策的连续性确保非洲的能源安全以反击中国的行为。如,中国能源行业的薄弱点是缺乏海上开采能力,这一技术中国目前是外包的方式。尽管中国正在购买非洲未来的能源储备,并建造输油管道以及改造出口港口,但美国也在大多数这些国家购买石油,并且还拥有海上开采优势。它比陆地石油储藏的国家有优势,因为现已证明海上石油储藏量更大(特别是在西非),还没有陆地开采的非法盗窃问题。
关于安全和军事合作,美国使得中国相形见绌。如跨-SAHEL反恐倡议(处于撒哈拉沙漠和南方森林地带之间的地区)、几内亚湾卫队等等是非洲的地区稳定和反恐战争不可或缺的。突出美国与非洲伙伴的军事合作的类似倡议需要扩大并包含一切内容已保持美国的影响。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计划(IMET)应当扩大到遵守AGOA和其他改革倡议的国家或者只是作为反击中国影响的另一个诱饵 。IMET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最早的旨在训练非洲人美国维和倡议(如非洲应急行动训练援助计划)对非洲安全是有帮助的,应当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实行政府和经济改革的国家应该优先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包括超额的防卫物品、军事转让和第三国军售。
 


在美国海军Kauffman号军舰上,美军下士向安哥拉水手解释运输搭乗战术

在国际论坛上,美国必须鼓励中国改变对国际社会和美国在非洲改革努力有害的政策。邀请中国加入G-8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国非洲委员会等与非洲有关的其他论坛或成为观察员,它将鼓励中国成为对国际负责任利用攸关方,避免采取有害非洲改革的政策。另外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这样的合作能增加中国行动的透明度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的态度更加坚定不移。
除了这些金融机构的压力之外,中国还应当遵守公认的导致在非洲合法性和透明度的经济惯例。最后,华盛顿应当寻求与北京在对非洲有益的共同基础上的合作(例如人道主义援助、艾滋病计划以及维和行动),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且是为了进一步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吉布提的学校赠送学习用品

美国战略的好处

反击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战略将有以下几个目的:首先,连续一致的战略将增加美国在整个非洲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影响。使华盛顿保持政治支持、公开进入非洲市场和能源以及在反恐战争中的行动自由。增加的影响还将推进非洲持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同时维持对人权纪录和政治治理糟糕的政权的施加压力和影响并孤立它们。
第二,如果中国出现修正市场经济迫使它撤出非洲或造成非洲人的不利经济反映,由于中国经济上和雇工中的“不公正”做法已经在某些领域开始形成,美国就能立即填补这个空当。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未来中美关系应该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双方可以利用他们广泛的影响协调在非洲的行动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同时改善这个大陆的状况。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10日宣布,总统布什已提名美军欧洲司令部副司令、黑人陆军上将威廉•沃德担任筹建中的非洲司令部司令。
尽管本文的重点是基于解读中国可能的意图,反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但显然还有另外的可以选择的方案。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称“美国应当欢迎成为和平繁荣的国家与我们合作解决共同的挑战与双方的利益。” 牢固的美中合作关系将不仅有利与两个国家,而且有利于非洲国家以及非洲事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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